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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剖析退役老将为何复出，全运会需全面“解放” |
| 北京奥运会谢幕不久，一批退役多年的名将纷纷复出，孙俊、刘永、孙玥、肖爱华、夏煊泽、殷茵……足以组成一支中国体坛“全明星队”。众老将选在“后北京奥运会”重出江湖，目标肯定不是奋战四年后的伦敦奥运会，他们盯住的是一年后的全国第十一届运动会。 复出仍常规动作 老将纷纷重披战袍，并非“后北京奥运会”的“特产”，这一现象早在15年前就已出现。 1993年七运会，退役近三年的羽毛球天王杨阳重新加盟江苏队，当时他已在马来西亚国家队担任教练数年，其间还率领南洋弟子从中国队手中夺走了汤姆斯杯。那届全运会，复出的著名国手还有郭跃华、陈龙灿等，当时的郭跃华年已37岁，身份是福建省体委副主任。 1997年八运会，老将回归依然出现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拨队伍中有“羽坛天王”赵剑华以及乒坛名将陈志斌、肖战等。2001年的九运会，38岁的射箭名将马湘君、34岁的女篮明星郑海霞、32岁的网球宿将夏嘉平等昔日体育明星，纷纷出现在赛场上。 四年前的十运会，这支队伍的规模明显扩大。以女排为例，比赛名单中出现了诸韵颖、孙玥、殷茵、吴咏梅、李艳，如果加上上海队的桂超然、四川队的陈静，这几乎就是“郎平时代”中国女排的整套主力阵容。 由此看来，近期孙俊等老将的复出，只得复制了前四届全运会的“正常轨迹”。值得一提的是，这批老将中，不少人已是两度复出，如孙俊、肖爱华等。如果明年能参加十一运，女子花剑名将肖爱华已是第五度出征全运会，前四届比赛她届届进金，以中国女花目前的水平，肖爱华虽退役多年，但天赋过人的她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训练，显然具有冲金实力。 近日诸名将纷纷复出，引起国内媒体的关注。可以肯定的是，全运会各项目预赛拉开战幕后，可以从赛场上见到更多退役名将的身影。 重赏之下有勇夫 历届全运会众复出名将，大都在世界赛场上赢得过荣誉，有的甚至多次在奥运殿堂书写辉煌。与奥运会、世锦赛等相比，全运会的影响力和整体水平逊色不少，显而易见，吸引他们重披战袍的并不是强大的对手，而是赛场外的因素。 全运会出现这一独特现象，是由中国体育体制的特殊性决定的。奥运会、亚运会考核的是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整体实力，全运会则是衡量各省、市、自治区体育实力的标尺，在各地体育部门决策层的眼中，金牌、奖牌的多少，关系到他们任期内工作业绩的好坏，甚至能决定政治生命。其背景是，近年来全运会的竞技水平已成为各地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各地政府对竞赛备战加大了投入和奖励力度，全运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每届奥运会，国家体育总局都会与各运动管理中心签订比赛任务合同书；每届全运会，绝大多数地方政府也会和当地体育部门签订类似的责任状。在地方体育局官员的眼中，全运会的分量显然大大超过亚运会。两年前的多哈亚运会，王励勤、张怡宁、张宁等纷纷缺席，地方体育官员没有意见。如果是缺席了北京奥运会，势必会闹得极不愉快。为何？就因为亚运会金牌与全运会无关，而奥运金牌是可以换算为全运会金牌的。 由此看来，地方体育局官员看重奥运会，还是为了全运会。但对体育强省来说，要在全运会取得金牌优势，仅仅依靠奥运战场上的收获是远远不够的。以十运会为例，金牌榜状元江苏代表团的金牌总数是56枚，其中只有5枚是雅典奥运带入的金牌数。那届十运会奥运带入金牌最多的是山东、北京两支代表团，均为10枚，应该说为鲁京两强跻身金牌榜四强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两强带入金牌的比例均不到1/3。北京奥运会，江苏是头号赢家，按照奥运一金抵全运两金的算法，江苏的8枚金牌可换算成16枚十一运金牌，在十一运金牌角逐战中占得先机。但江苏代表团要确保跻身十一运金牌榜三甲之列，没有40枚金牌是办不到的。 这样一对比不难发现，明年的十一运赛场才是十一运金牌的主战场。为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各地体育官员很自然地会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资源，招回所有能发挥作用的退役明星，便成了一张主打牌。要发好这张牌，需要“感情”和“重奖”双管齐下，所谓“感情”，就是向队员们灌输报答家乡养育之情的思想，运动员大多由当地体育部门一手培养长大、成才的，面对家乡领导的诚邀，他们一般不会回绝。更何况，他们今后的出路，可能得凭借在全运会上的“惊人一战”。“重奖”也是不可或缺的，2001年九运会，重庆市奖励金牌运动员的标准是“10万元和10万元住房补贴”，据说奖励力度和重庆市相仿的省市不下二十个。到了2005年十运会，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给出了20万元以上的“报价”，江苏、广东、湖南等省甚至达到30万元，全运会的金牌含“金”量超过了各省对悉尼奥运金牌奖励额的一半。 干脆“解放”全运会 创办于1959年的全运会是我国特定时期的产物。当时的中国体育，因种种原因无法参加奥运盛会，打造全运会这张平台，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中国运动员的风采。 随着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发现和培养新手便成了举办全运会的首要目标。鉴于此，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的国家体委决定从1993年起，将全运会的举办时间从奥运会前一年改为后一年，为此1987年六运会与1993年七运会的间隔时间达到了六年之多。 国家体委的这一动作，目的是让在全运会上发现的新秀，经过两三年的进一步锻造，让他们在奥运会更好地展示风采。因为在竞技体育向奥运会倾斜的大背景下，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分别是一届奥运周期的大考、中考和小考。 从这一角度来衡量，此想法无疑是明智之举，但在实际操作中难免出现了偏差。 七运会是举办时间调整后举办的第一次全运会，各地体育部门便纷纷邀请退役明星助阵，明显与上级做得“不合拍”。时至今日，老将复出出现愈演愈烈的迹象，这一幕显然不是决策层所愿意看到的。 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原因还是全运会的举办宗旨与各省、市、自治区的参赛目的，没有达到吻合。 早在七八年前，民间便出现了“取消全运会”的声音，理由是“劳命伤财”、“部分项目成绩习惯性‘井喷’”等。虽然非议不少，但决策层一直未有取消之意，主要原因就是看到了全运会的一个独特功效，即各地方对全运会成绩的高度重视。众所周知，中国竞技体育体制，是市少体校、省少体校、省队、国家队的四级人才培养体制，如果没有地方对体育人才的培养和输送，中国体育肯定不会在奥运赛场上大放异彩，如何离开了地方上的“托举”，中国体育将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对中国体育决策层来说，搬掉这块奥运会“基石”，显然是不明智的。 欲使全运会的举办宗旨与各地方的参赛目的达到高度一致的地步，并不现实，毕竟国家、省两级部门所站的高度，考虑问题的角度，都不一致。笔者认为，改良全运会，似乎是一个值得尝试的办法。如何改良，调整举办时间应该不难动作。 在一个奥运周期中，有四个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以举办时间先后为序，依次是全运会、亚运会、城运会、奥运会。城运会的举办时间是奥运会年的前一年，也就是全运会调整前的举办时间。众所周知，城运会是有年龄限制的综合性运动会，素有“小全运会”之称，如果能与全运会换位，城运会与奥运会的间隔时间将达到三年，或许能够更好地起到培养优秀后苗的目的。如果让全运会回到“原位”，即奥运会年的前一年，应该能更好地发挥其奥运会热身赛的作用。至于其发现、培养新秀的办赛宗旨，笔者认为这一功能在近几届比赛已逐渐退化。事实上，既然存在着这一成份更浓的城运会，不如让全运会更好地发挥其实际作用——奥运会热身赛和各地体育实力的检阅舞台，对全运会来说，这是一个“解放”，对关注度不高的城运会来说，同样是一个“解放”。 （新浪体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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